「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給他開。」（路十一11）
如果你從小就是基督徒，很有可能從來沒聽說過智慧傳統，至少我剛所講的那樣。神學家和聖經學者所談的智慧，幾乎總是指舊約中出現在以色列流放巴比倫前後（公元前586－546年）的那套書冊，而且反映它接觸巴比倫文化所受的影響。這些書有《智慧書》（對了，它並非收錄在所有聖經中；它被官方列為偽經或是非正典的作品）、《箴言》、《約伯傳》、《訓道篇》以及某些較晚期的《聖詠》。對照以色列早期作品較多的行動和倫理傾向，它們較具有哲學思維和密契傾向。
比較不為人知的是以色列在流亡巴比倫的四十年時期，不只受到「影響」，更暴露在一個學府（school）下。古代巴比倫是智慧教導的重鎮之一，或許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學府，那裡的氛圍就像「接收更高意義（receptivity
to higher meaning）」的電擊。這種高壓接觸拓展了以色列民族的集體靈魂，並且激勵提升閱讀心靈藍圖的能力。隨著日益高漲的末世言論，以色列流放後的文學以生動的萬古常存者（the Ancient
of Days）、人子、痛苦的僕人、貞女生子的原型圖像和洞見活躍起來。[1] 甚至智慧首次被形容成「她」：天主的女性層面，以最早、最原始的認知角色，穿梭在受造物和非受造物之間，翩翩起舞：
「智慧比一切活動更為活動；
她是如此精純，能滲透深入一切。
她是天主威能的氣息，
是全能者榮耀的真誠流露；
因此，任何污穢都不能浸入她內。
她是永遠光明的反映，
是天主德能的明鏡，是天主美善的肖像。」（智七24－26）[2]
「你們說我是誰？」
五百年以後，有人聲稱這些願景應驗了，在耶穌基督身上，以色列文化再次與智慧相遇，而大開眼界。那些認出祂來的會說祂是一位智慧導師，傳授心靈轉變，這門亙古長青的學問。[3] 雖然耶穌是否來自這些古代智慧學府的正式門生仍屬揣測，由於祂的身教言教完全地符合智慧的脈絡，肯定是來自這些學府，正如無形無狀的水，顯示出所流入器皿的形狀。[4]
那些聽過耶穌並伴隨祂周遊的最早世代，這的確是智慧的相逢故事，正如先前提過，它要求親身認知（a
participative knowledge），來自內心的認可。無論是直接或者暗示，耶穌最喜歡的問：「你們說我是誰？」。《福音書》的全部動力著墨在這齣認知的劇碼上。奇妙的很，聖經中有人無緣無故就認出耶穌，有人視而不見。井邊的婦人，生來失明的男子，以及百夫長似乎都認出有股力量不僅治癒了他們，更將他們推向果敢和洞見的生活方式。其他像法利賽黨人和撒杜塞黨人以及般雀比辣多等人就無動於衷。這齣戲碼一直演到劇終，根據《路加福音》，當耶穌被釘在兩名盜匪中間，其中一位錯失良機，另一位則認出祂來。
認出誰來或者認出什麼？往後幾章，在我們開始探索智慧時，要將這重要問題放在心上。想想當初在加肋里亞海沿岸和耶路撒冷，這齣戲的結局完全無人知曉。被釘死與復活的耶穌仍屬於未來，因此是無法從「利他即利己（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中認出這位智慧導師，就像加入獲勝的團隊一般。這項認知必定來自更自發和親密的方式：當下心心相印，不知何故獲得充分的認識同意。
現代智慧教師布魯諾‧巴恩哈特神父（Bruno
Barnhart）指出不論當時和現在，耶穌身為智慧導師的能力在於「喚醒我生命的核心」[5]。無論我們周遭生活環境怎樣，我們內心有種深刻清晰的「東西」，能夠認出所接觸的智慧，再者智慧教學的特性就是召喚出這「東西」。除非我們真正地綻放出認知的火花，智慧仍然隱晦不彰。
第一次的消失和發現
到了第四世紀初期，親自與耶穌相遇的這種「智慧」方式明顯地淡化。或許這是不得已的；也許四個世紀是人類可以期待保持親身認知，「對神聖關懷的持續更新體驗，而不是退色的記憶」（引用現代貴格派密契者湯姆斯‧凱利（Thomas Kelly）的話）。[6] 那些真正熟識耶穌的最早世代已不復存在，而祂的臨在越來越得仰賴記憶和傳統。
無論如何，早在第四世紀初，基督徒的教會就改弦易轍了。與耶穌的相遇越來越不是透過內心的深刻、永恆開放，而是藉重所謂的「信條的頌禱／咒語（doctrinal mantras）」，[7] 來談論和認識正確的耶穌。第四世紀成為信條（和信條爭論）的重要年代，因為基督徒嘗試敲定並精確地釐訂他們對耶穌的認識。大多數聖堂主日天仍背誦的尼西亞信經（「我信全能者天主聖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就是當時的產物。實際上，信經所透露的「內容（what）」並不比「狀態（how）」那麼重要。所有那些精確（有時令人困惱）的教條聲明裡潛藏著較令人擔憂的信息，好像與耶穌相處的正確方式就是相信祂並理解正確的耶穌。但這並不是複製那些早期如何與耶穌相處之道，更不是真正地直接面對智慧的再版。
並非所有的早期基督徒接受這種新方法。有些人仍然寄望在先前的認知方式，基本上就是按部就班地練習「接受更高意義」。他們直覺到不是靠著退色的記憶，而是只要他們生命協調得足夠深刻、充分和周全，就能超越時空，持續不斷地親身與耶穌（以及祂顯露的永恆智慧）相遇。這成為沙漠教父和教母的激情，蓬勃發展在第三、四、和第五世紀的埃及和敘利亞沙漠中，因而誕生了基督徒第一座「正式的」智慧學府。雖然他們經常被譏諷遠避塵囂是為了救自己的靈魂，這根本就不是這些心靈探險者的孤注一擲。相反，他們大膽地嘗試多種成熟方式，以便持續親身認識耶穌，達到詩人艾略特（T. S. Eliot）所稱的「永恆與時間的交叉點。」[8] 這種與天主生命的開放和親密共融正是感受到耶穌對他們的召喚，「如果你要完美......」（希臘原文有「完整」的意味）以及祂的承諾，「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十10）。[9]
再次失落
然而，即便有沙漠的天然屏障也無法永遠堅持下去。教會的主流趨勢轉向替代的知識，不再是直接的體認。就像河川改道的河岸，基督徒的智慧傳統不斷地受侵蝕，最終被沖垮。
當然，將整個傳統的失落歸咎在單一事件上有過於簡化。但作為象徵行為，喪鐘的確是敲在第五世紀下葉奧斯丁和白拉奇（Pelagius）不光彩的教義爭鬥中。白拉奇（順便一提，摩根（Morgan）才是他的真名；白拉奇在拉丁文有「來自海洋對岸」的涵義）在不列顛群島的凱爾特（Celtic）教會長大，當地親身認知的老方式持續地更長久。他遵循古老傳統認為追求完美是可能的，而且必要的，我們人生朝聖旅途的主要目是「成為天主（Theosis）」（希臘文是「神化（divinization）」，或在人身上完全實現天主的圖像和肖像）。奧斯丁被這說法嚇壞了，他的反倡議贏得勝利，成為原罪的教條。他主張人是無法完美的；人性的腐敗是無可挽回的（你可以將它看作是普朗克所說的一種肉體的常數），只有經過耶穌而且特別是教會，透過注入的超凡恩典，才能獲救。這場分水嶺的爭端，教會在這將近一個多世紀的流行趨勢中終於得出結果：將耶穌智慧導師的角色重新定位為中介者，將心靈旅途從追求神化改成救援行動。
就這樣，智慧在西方基督徒中失去執照。簡單來說，就像他們在緬因州說「你無法從這裡到達彼岸」。幾乎世上所有其他心靈傳統不僅將人轉變為天主完美肖像（完整、充分和周全）的願景視為可能而且是最重要的，現在成了基督徒神學的禁區。這場潰敗的後遺症仍持續地在西方發酵。
地下河川
幾乎從那時起到我們這個時代，西方基督徒的智慧傳統潛入地底。除了少數的特例，像偶而掠過夜空的彗星外，很難找到任何蛛絲馬跡。
幸好，智慧流過的器皿被保存下來，還加上基督徒智慧早期在沙漠蓬勃發展出來的基本靈修。這主要歸功於第六世紀一位不見經傳的意大利隱修士，他熱切渴望建立一所「侍主的學府」，最終形成本篤會隱修院偉大的傳統。[10] 雖不盡然，它幾乎是西方第二座智慧學府，儘管經歷漫長的1500年的歲月仍屹立不搖。
到了第五世紀，這些沙漠先驅所累積智慧開始橫渡地中海，並在法國南部和意大利隱修院重新建立。聖本篤（出生於四八十年）在羅馬近郊建立的卡西諾山崗（Monte Cassino）隱修院，忠實地將這心靈遺產的不同分支和斷簡殘篇塑造成平衡又有條理的生活守則，藉此「接受更高意義」可以持續地受到珍惜和培養。我們在鷹島採用ora et labora（「祈禱與工作」）的節奏、吟誦聖詠、以及最重要又深刻的聖經祈禱方式，是我們在第七章會詳加介紹「聖經頌禱（lectio divina）」：這些都是準備內心去認識智慧的記號，並閱讀整體的心靈藍圖。你經常會聽到本篤隱修院在黑暗時代保留了歐洲文明，其實，它做得不只這些：它還保留了智慧的工具。
然而，並沒有太多證據顯示本篤隱修院確實保留了智慧的心靈藍圖，提供人類生命崇高意義的形上學和宇宙論，以及某些供人修練的秘訣。它只是當時神學的產物。在大多數情況下，西方的智慧隱藏起來，往往以一種秘密且扭曲的方式保留整體的零星片段糾纏在像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s）、共濟會（Freemasonry）和赫密士主義（hermeticism）等秘教運動中。我向來覺得閱讀中世紀歷史所感覺到的古怪「黑洞」，那股環繞在搜尋聖爵、宮廷愛情，墨洛溫王朝（the Merovingian dynasty），甚至十字軍東征的神秘能量，來判斷西方智慧的「視野（event horizon）」是靠不住的，因為它好像會自行坍塌，難以接近而且無比危險。
偶爾，夜裡仍在燃燒的火焰迸出明亮的火花，主要經由西方密契傳統的非凡道統：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約西元1260－1327），赫德嘉‧馮‧賓根（Bingen
Hildegard，1098－1179），雅各‧鮑姆（Jacob Böhme，1575－1624），我們這時代則有范倫廷‧湯柏格（Valentin
Tomberg，1900－1973），他對塔羅牌（Tarot）的精彩冥想（1970年代早期以匿名出版）理當成為西方基督徒智慧的非官方聖經[11]。然而這些崛起通通被排除在當時的神學氛圍以外，這些先見的靈魂大都被貶為異教徒或是被忽略。
在東方的基督徒，並沒有到一厥不振。不同於西方，正教會（Orthodox Christianity）從未失去對人成為天主，神化的願景。第三世紀亞大納削（Athanasius）主教大膽抱持希望「天主成為人，以便人成為天主」[12] 的聲明，仍舊是東方心靈轉變的有力權威，而且隱修院，特別是阿索斯山（Athos），保留著較穩定的智慧教導與導師。
蘇菲的聯繫
然而想要在西方黑暗世紀中發掘智慧主要管道實際流向，就得超越宗教的界限，並把目光投向蘇菲派的神秘渴望和知識的川流。
大多數西方人若被問到，會回答說蘇菲派是伊斯蘭教的密宗，在第九世紀伊斯蘭教特定神學和文化環境開闢的智慧途徑。但要真正地探索智慧的流向，就得超越傳統思維。某些蘇菲派系堅持蘇菲派先於（第七世紀才出現）伊斯蘭教，它出自遠比的伊斯蘭教更為古老的認知學府。從智慧的角度來看，真正的旨趣不是蘇菲派是否來自伊斯蘭教，或反過來，而是極有趣地巧合，當伊斯蘭教壯大崛起時，正值西方基督徒無從理解人成為天主（theosis）和圓滿的冀望。雖然這可能政治不正確，但從智慧的角度而言，伊斯蘭教興起部分是了為糾正業已危及到基督宗教追隨自己的智慧導師的一連串錯誤轉折，從而扛起智慧的火炬進入世界。總之，伊斯蘭強調的「起而行，非空談」的修練，加上堅持心靈轉變不是只在隱修院當中，必須由世上男女來實踐，使得蘇菲派強大的智慧教導能在這肥沃土壤裡扎根。
儘管蘇菲派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傳統，最知名的兩位人物就是賈拉魯丁‧魯米（Jalaluddin
Rumi，1207－1273）和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1165－1240）。其中又以魯米廣為人知；事實上，過去幾年，他一直都是美國最廣受閱讀的詩人！隨著出現大量的新譯作品，越來越多的西方人發現魯米的神秘教導夠優美不說，還可能掌握鑰匙，開啟基督宗教鎖在寶庫內的心靈改革認知。許多第一次接觸魯米的基督徒深深理會到他為愛而犧牲性命的教導不僅與耶穌的教導同源，更讓人再次接近那源頭，就像指月到基督宗教自己的智慧中心。
西方人較不熟悉伊本‧阿拉，他的作品卻對恢復西方智慧卻極為重要。他本人是形上學的大師，我們在本書看到許多宇宙論的概念源自他或由他所建構的，雖然與西方整個密契主義的光譜有著許多驚人的重疊與共鳴，特別是與雅各伯‧波墨（Jakob
Böhme），和其它西方智慧深奧的管道，或猶太卡巴拉（Kabbalah）的觀想密契主義。[13]
總之，蘇菲派真正成為跨越伊斯蘭和基督徒兩世界的橋樑，有如靈魂相互隸屬的兩半。令人欣慰的是，從九一一的恐怖攻擊事件來看，人們的良心越來越認清這點：唯有恢復各個傳統核心的心靈改革智慧，才能驅除幾個世紀以來的猜疑和暴力，並掀開誤解的面紗。
智慧的恢復
恢復智慧的最重要的當代人物，實際上是鼻祖，是亞美尼亞的令人著迷的教師喬治‧伊凡諾維奇‧葛吉夫（G. I. Gurdjieff，約一八六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早在青春期，他就相信古代指導人類命運的智慧學府仍然存在，於是開始尋找它們。他花了廿年的尋訪旅程，橫跨埃及，大部分在近東各地，最終來到中亞，顯然在那裡他的追尋獲得圓滿。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他抵達俄羅斯，帶來了關於宇宙論、心靈演化和自我修練的創新教學。戰爭結束後，他的教學移往法國和英國，並從那裡延伸到北美以及世界各地。
葛吉夫知名的教誨《下功夫The Work》仍然流傳於世，雖然它的表達方式非常推理又有些隱晦，並不符合大眾味口。過去六十年間，它真正的影響力更加微妙，默默地在現代文化意識的基礎上耕耘，直到時機成熟，在我們時代孕育出真正的智慧教導和導師。[14] 其中最主要的這些智慧教師包括雅各‧尼德曼（Jacob Needleman），卡比爾‧赫敏斯基（Kabir
Helminski），哈彌‧阿里‧阿瑪斯（AH
Almaas），羅賓‧亞密斯（Robin Amis），布魯諾‧巴恩哈特（Bruno
Barnhart），穆拉特‧亞剛（Murat Yagan），以及我親愛的朋友和同事包文賢司鐸（Lynn Bauman）。這些教師來自不同信仰的傳統，而且只有半數是直接受到葛吉夫作品的影響。然而在發掘通往內心泉源的道路上殊途同歸，他們都是西方智慧心靈改革認知體系的後裔和忠實的承繼者。你會發現本書誠摯感恩地引用這些導師。
「源頭」
我要以最後一點來結束本章，就智慧而言，它確實是最為重要。按我們通常看事情的方式，智慧的喪失和尋獲的問題似乎是年代先後的線性問題。恢復智慧傳統意味著從時間尋找源頭（例如耶穌或祂的老師們，或葛吉夫在中亞發現的古代學府），從那裡追溯、填補缺失的部分。確立傳統的真實性總是從時間上追溯尋覓它的源頭。
然而，智慧不是這樣運作的。無論我如何解釋還是得等到本書後面才會完全明朗，智慧的源頭實在超出了時間，至少超出我們理性的前因後果（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幾乎所有的智慧導師都同意智慧的真正源頭位於天主意識更高或更生動的領域，無先無後，始終環繞著我們。而且在這領域內，時間呈現不同。「原始」不是指「最先」；它意味著「最接近源頭」或最接近這個震央，就像箭靶的靶心。「原始」真正的心靈意義是與源頭緊密相連，不是按照時間先後的線性原理，而是同步原理：耐人尋味的巧合模式。
因此，智慧在線性歷史中出現許多神秘空白。它似乎沉潛一段時間；失去線索。然後，以線性因果無法解釋的方式，重新冒出。在那些學過（或自覺）如何聽和如何看人的心智和情感中，它看起來，不斷地重複創造自己。它永遠不會真正地無影無蹤，它總是按照世界當時的處境，以嶄新的面貌回歸。
許多智慧導師，包括葛吉夫和穆拉特‧亞剛在內，相信智慧傳統的真正「源頭」和「大本營」位於稱為「人類的意識圈the conscious circle of humanity」中。它由男女所組成，有些在身體內，有些超越身體，按蘇菲派漂亮的用語，他們站在「兩河交匯處」，是我們有限生活領域，更是神秘無限碰觸和包圍我們的地方。在我們的時代，他們有意地從那裡關心並照料這個脆弱和心愛的行星生命，稍微（有時大量）修補，以個人或藉著較普及的運動提供智慧和指導。當我們學會向這個神秘源頭敞開心扉時，幫助總會來到，因為源頭以溫柔的愛「凝聽並俯允我們（leans and harkens toward us）」，[15] 它既是媒介又是信息。
[1] The most visionary books are Daniel, which is to the Old 'testament
what Revelation is to the new: a powerful assemblage of archetypal dreams;
Second Isaiah (the latter part of the book of Isaiah, which postdates the
exile); and Ezekiel.
[2] Wisdom 7:24-26. The translation is from the New Jerusalem Bible.
[3] The term moshel meshalim literally means a teacher of mashal, or
parables. It covers much the same ground as the more familiar rabbi, but with a
specific attunement to the Wisdom dimension of this calling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have now largely blunted. In the Near Eastern world
into which Jesus came, a rabbi was neither a priest nor the leader of a
spiritual congregation but rather a charismatic spiritual master more akin to
the dervishes and shaikhs of Islamic spirituality. When we hear the word rabbi
today, we tend to respond with an institutional association (a rabbi is an
ordained person of the Jewish faith), losing the freshness and immediacy of the
Wisdom context. The appellation moshel meshalim, first popularized by Lynn
Bauman more than a decade ago, offers a more authentic evocation of the actual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Jesus lived and moved and by which he was recognized.
[4] This is almost certainly the point Jesus is making in his cryptic
comment (John 8:58):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When it comes to
Wisdom, the laws of linear causality no longer strictly apply, for the Source
of this teaching is outside of time.
[5] Bruno Barnhart, Second Simplicity: The Inner Shape of Christianity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1999), p. 49.
[6] Thomas Kelly, A Testament of Devo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41), p. 31.
[7] For this wonderful phrase (and the insight behind it) I am indebted
to Lynn Bauman.
[8] T. S. Eliot, "Four Quartets" in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1909-195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2), p. 136.
[9] For more on this point and on the loss of vision in the subsequent
Pelagian controversy, see my article "The Gift of Life: The Unified Vision
of the Desert Fathers," Parabola, 1989, 14(2), 27-35.
[10] The phrase "a school for the Lord's service" comes from
the prologue to the Rule of Saint Benedict, which has guided Benedictine
monasticism for some fifteen hundred year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dition of
Benedict's rule (with both Latin and English on facing pages and extensive notes
and commentary) is RB 1980: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Collegeville, Minn.:
Liturgical Press, 1980). Despite the fame of the tradition he founded, however,
Benedict himself remains largely obscure, with the sketchy details of his life
(more legendary than factual) provided mostly by his sixth-century biographer,
Saint Gregory.
[11] Anonymous, Meditations on the Tarot: A Journey into Christian
Hermeticism, trans. Robert Powell (New York: Tarcher/Putnam, 2002).
[12] For more on Athanasius and Theosis, an excellent starting point is
Olivier Clement, The Roots of Christian Mysticism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3).
[13] It is with great regret that I am able to give only such a brief
note to this great and ongoing source of Jewish mystical Wisdom. It is a tenet
of the Wisdom tradition to speak only of what one knows directly, and as a
Christian, it has not been my privilege to be directly initiated in Kahbalah.
For those so prepared, it is a complete and powerful Wisdom path; but even from
a more external perspective, it is difficult to miss the profoundly overlapping
cosmologies and the continuous cross-referencing between Boehme, Ib'n
al-'Arabi, Kabbalah, and the visionary mysticism of the entire Western
tradition. I express my apologies if this cursory mention of Kabbalah
unintentionally creates the impression that Judaism is not included in Wisdom;
it is in fact its taproot.
[14] It is fascinating to trace the full extent of Gurdjieff's influence
on modern North American culture through the number of creative and intellectually
prominent men and women who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work-from Frank Lloyd
Wright in the 1920s through Jacob Needleman and Peter Brooks in our own time.
In addition, he has been hailed by some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science fiction
(on the basis of his epic allegory Beelzebub's Tales to His Grandson) and the
patriarch of the New Age. For a lucid and entertaining biography, see James
Moore, Gurdjieff A Biography: The Anatomy of a Myth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Element Books, 1999).
